4月18日下午，由金融科技50人青年论坛等联合主办，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新基建与智慧金融”研讨成功在线举办，这是“战疫中的金融科技发展”系列会议第二场。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基建，在新基建的支持下，各行各业将能够有效获得关键的数字化框架、资源和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便利开展各种数字化应用创新。作为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的智慧金融，亦将受益于新基建的发展。同时智慧金融的发展需求也会进一步推动新基建的建设。

本次研讨会，特别邀请到来自政产学研各界的多位监管领导、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研讨。

在主题发言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等从不同的视角，分享了系统的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平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自己对“新基建”与智慧金融的理解。

首先，张丽平认为“智慧金融”是通过科技赋能，使金融更加智慧，以便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更精准，而金融服务需求方获得服务更容易； 双方之间的成本收益更加平衡； 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更低。

其次，张丽平指出支持智慧金融的基础设施范畴应更加广义。除了硬件基础设施（数据获取、信息传递、数据存储及运算能力等方面都更精准强大）、制度基础设施（信用体系制度、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创新创业的文化传统和氛围等）、人力基础设施（教育、培训、人员交流流动等），还需要有资金、市场等设施的支持。

最后，张丽平谈到为了实现智慧金融，在有关基础设施建设中，硬件重要，软件更重要，尤其是制度基础设施；应紧紧围绕使金融更智慧这一目标；政府和市场要各司其职，要找好政策着力点；踏实建设，为科技赋能金融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吕本富教授从五个方面对“新基建”，以及智慧金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本次“新基建”的主要背景是宏观经济下行。考虑在下行阶段，资金成本较低，而基础建设周期时间较长，较低的资本成本有助于保证基础建设的收益性。

第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吕本富认为，基础建设并不直接提供产品价值，而应作为扩大市场范围的手段，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第三，吕本富谈到，基础建设并不是硬件的直接叠加，而是需要包括制度和人力在内的软件的保障。

第四，就当前的智慧金融，吕本富提出可以将当前的数字经济归为所谓的“数智时代”时代和“精确经济”，即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两个部分。“精确经济“强调以最小的能耗提供服务，具备可编程，即可通过软件为客户进行服务，以及可滴灌两个重要特征。同时吕本富认为如何将金融行业升级为智慧金融将受到重点关注。智慧金融应具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可编程（例如可提供非标产品）以及可滴灌三个重要特点。

最后，吕本富提出可以在提供对公服务，对C类服务和支付服务三个领域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智慧金融能够符合国家未来的发展业态，以及智慧金融为国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智慧金融升级的最终目的。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的观点。

在基础建设方面，陈永伟首先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及其能否刺激经济，以及“新基建”定义的来源和含义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接着，陈永伟从硬件层、软件层、数据层和制度层四个方面对“新基建”的层次和分类进行了阐述，并提出每一个层次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分为：通用型、行业通用型、以及专用型。最后，他提出“新基建”应该以为经济注入长期动力为目标，以基建和私人投资并行的方式进行，并提出在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国家主导、其他领域放开资本投入的方式开展“新基建”。

在智慧经济方面，陈永伟对智慧金融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介绍，并提出本轮“新基建”将在硬件支持和软件支持两个方面对智慧金融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谈到如何进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智慧金融发展，陈永伟认为，应明确构建基础设施的指导思想，加强国家与企业配合以及吸收金融机构建议。

主题发言结束之后，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秘书长、央行科技司原巡视员杨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杨涛对各位嘉宾的主题演讲进行了点评。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巡视员杨竑首先指出，“新基建”本质上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也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引导、良好市场机制以及发挥行业主观能动性，是新基建发挥最大效能的前提。“

接下来，杨竑提出，智慧金融应该“以网络为基础，数据为核心，人工智能为引导”。认为在智慧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当从社会多方金融科技参与者的角度，发挥各自的作用，守住各自的优势，协同推动智慧金融服务的发展。

最后，杨竑提出了若干金融行业当前的困惑，认为应该建立有效的市场保障体系，以合理做好市场的资源配置，借助社会的力量，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提出当前面临的数据应用涉及了如法律问题、使用环境问题、以及如何推动数据流动的问题，也期待在“新基建”的实施过程中，相关的政府部门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去组织、探讨、实践并提炼出合理、适用的法规制度，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发挥其价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杨涛首先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对于开展“金融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杨涛认为，“金融新基建”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 、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 、是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隔离墙” 。

而在当前，杨涛认为“金融新基建”还面临着自主可控和开放共赢、政府主导与市场治理、行政与市场垄断与市场竞争、多头建设与统筹安排四对矛盾。最后，杨涛提出在数字化时代，“金融新基建”应重点关注货币体系、支付清算体系、金融标准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十一个方面，并认为这些方面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将引领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研讨与交流环节，来自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中国银行(3.500, 0.00, 0.00%)业协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苏宁金融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首先从金融战“疫”的角度，指出在当前外贸与投资都不足依靠的情况下，“新基建”的作用在于激发经济自愈能力，激发市场新动能，促进市场消费。车宁认为，智慧金融是“新基建”的重要引擎，也将受惠于“新基建”。

谈到如何实现智慧金融，车宁认为，智慧城市将是智慧金融的突破口。车宁指出，在智慧城市建设等过程中，应强调软件建设，形成和智慧城市相应的场景，推动政务等方面的数据共享，创新机制体制。同时提出可以有效利用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中立的数据托管机构，以使用为导向，推动要素落地。

车宁最后强调，在“新基建”的过程中，不可低估中小微企业的作用，政府及公共部门要保护金融科技企业的积极性，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要加强创新能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李健认为，“新基建”既是短期受疫情影响，为稳增长而寻找的对冲政策增长点，更是中国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蕴含着我国经济向新发展理念转变的深刻内涵。新基建与老基建的核心逻辑不同，传统基建是自上而下的规划逻辑，新基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逻辑；传统基建资金来源以政府部门投资为主，新基建必须充分尊重和应用市场的力量，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借助社会资源，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一些创新的领域，发挥“信号作用”，有助于扩散创新的信息，增加投入。

对于银行如何抓住窗口机遇，通过智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李健提出了以下三点看法。

首先商业银行要积极对接新基建融资需求，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

其次，商业银行自身也要利用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加大金融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新基建发展。

最后，李健认为商业银行应注重改革创新，以智慧金融的形式补齐过去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若干个短板，推动发展智慧型供应链金融和智慧型科技金融，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寻找突破口，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针对这一话题，提出了三个观点。

一、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非常有必要，数据存储技术是信息技术应用的核心，应大力推动微型数据存储技术研发，谨防遭受外部势力釜底抽薪式的“存储底层关键核心技术精准打击”。

二、基础信息设施与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大力发展电子合同、电子发票、数字签名、数字档案、时间戳服务、数字证书等基础信息设施。

三、智能金融发展以制度为本。后疫情时代，总结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制度创新，巩固和加大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加速技术创新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认为“新基建” 的提出将推动产业互联网提速，开启B端金融科技和小微金融新格局。

在薛洪言看来，当前金融机构发展B端小微金融的迫切性很强，但受限于产业互联网发展不足，小微企业没有充分数字化，很多现成的金融科技手段没有用武之地，产业互联网的成熟度远远不能满足金融机构发展小微金融对产业互联网的要求。而新基建的发展，为金融机构对公业务科技化转型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此外，与五年前C端金融科技的崛起不同，当前监管环境趋严、创新门槛提升，风险资本市场也遭遇寒冬，草根创业者很难再成为B端金融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只有C端互联网巨头、传统金融机构和大型产业集团等机构具备参与市场角逐的资格。参与者的不同，会让B端金融科技走出一条不同于C端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

最后薛院长指出，虽然B端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和模式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新风口通常会诞生新巨头，伴随着产业互联网发展而必然要崛起的B端金融科技业务，大概率会引发现有市场格局的再次洗牌。